（paris_l/编译）多年以来，她一直试图成为完美的妻子和母亲，而如今，离婚带着两个儿子的她又经历了一次分手。她对未来毫无信念，觉得生活已经全盘皆输，而她已厌倦这一切。2007年6月6日，北卡罗莱那州格林斯博罗市的黛比•汉普顿（Debbie Hampton）选择了服药自杀。那天下午，她在自己的电脑上写下了遗言：“此生我如此失败，世上已无容我之处，我活着于世无补。”写完留言，她泪水涟涟地爬上楼梯，回到卧室坐在床上，听着蒂朵的专辑，等待死亡的降临。
可她却醒了过来。发现后，黛比被迅速送往医院，并被救了过来。“我简直是疯了，”她说，“我把一切都弄砸了，到头来，连自己大脑都弄坏了。”从持续一周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后，黛比的医生为她下了诊断：脑病变（encephalopathy）。她说：“脑病变只是个总称，泛指一切大脑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她不能吞咽，控制不了膀胱，双手持续颤抖。大部分时间里，她无法理解看到的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说：“我只能发出声音，就像嘴里塞满了石子似的，这真让人崩溃，因为我眼睁睁地听着自己嘴里说的和心里想说的没法同步。”在康复中心呆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慢慢恢复。但是一年后，她的康复进入了停滞不前的平台期。“我说话很慢，而且含糊不清，我的记忆和思考都不靠谱，我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能把洗碗机里的碗洗掉，对我而言就是美好的一天了。”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她尝试了一种叫做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的新疗法。这种疗法让她玩一个类似吃豆人的简单游戏，在游戏时监测她的大脑活动，并通过操控脑波的方式控制游戏动作。“十个疗程内，我说话的能力就有所提高。”不过，黛比康复的真正转折点，是她的神经反馈治疗顾问向她推荐的一本书：加拿大心理治疗师诺曼•多伊奇（Norman Doidge）的全球畅销书《改变是大脑的天性》（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她说：“天哪，那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有人实打实地告诉我，治愈我的大脑是有可能的；不只是有可能，而且取决于我自己。”
读了这本书后，黛比开始过一种被她称为头脑健康（brain-healthy）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做瑜珈、冥想、直观形象化、节制饮食和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如今，她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瑜珈工作室，写了本自传，指导他人如何过“头脑健康式生活”，还运营着thebestbrainpossible.com网站。她说，神经可塑性的科学知识告诉她，“你的头脑不是生来就定形了的，你的基因是与生俱来的，但你一生所为也改变着你的大脑，这种改变有如魔法。”她说，神经可塑性“让你能够改变生活，让幸福成为现实。你能从生活的弃儿变成命运的宠儿，它就像一种超能力，就像X射线透视眼。”
作为一个神经可塑性的狂热支持者，黛比并不孤单。神经可塑性指的是大脑改变自己、从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声称神经可塑性益处的说法为数众多、而且颇为惊人。只要在Google上搜索半小时，好奇的浏览者就会读到神经可塑性是一个“神奇”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大脑不像我们一度认为的那样，是像电脑那样固化定型的，而更像是橡皮泥，或者黏糊糊的奶油蛋糕。而这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功能”，通过特定训练，我们能够完全彻底地提升我们大脑的“强度、大小和密度”。神经可塑性是“发生在我们头盖骨下面的一系列奇迹”，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售货员、更棒的运动员，更喜欢西兰花的味道。它能治疗饮食失调、能预防癌症、能把老年痴呆风险降低60%、能帮助我们发现“快乐和内心平静的真正本质”， 让我们教会自己幸福的“技巧”，把自己的大脑训练得“超级棒”，而且不受年龄限制：神经可塑性显示“我们的心智天生会随我们的成长而提升”，甚至一丁点难度都没有，“简单如改变你上班的路线，去个不同的商店买东西，用非惯用手梳理头发，都能提升大脑能力，”就像知名替代医学专家狄巴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说的那样，“许多人认为大脑掌控他们，而我们说，我们掌控自己的大脑。”
主张冥想治病、灵修救人的替代医学专（shen）家（gun）狄巴克•乔布拉。
黛比的故事是一个谜。基于神经可塑性原理、承诺改变她大脑的疗法明显对她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是，神经可塑性真的有X光透视般的超能力吗？真的能让我们只靠思考就使大脑增重吗？真的能让痴呆风险下降60%吗？真的能让人爱上西兰花吗？
这些问题有的傻得离谱，有些则不，麻烦就在这儿了。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准确地理解神经可塑性及其真正的潜能并不简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人类学家、热门博客
Neuroanthropology的共同作者格雷格•唐尼（Greg Downey）说：“我见到许多夸张的说法，人们对神经可塑性过于激动，以至于说服自己相信它无所不能。”
从固化定型到神经可塑
多年以来，人们的共识是：人类一旦成年，大脑就不能再形成新细胞，一旦成年，你就进入了神经衰退期。这个观点的广为传播，很大程度上是拜所谓的现代神经学创始人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 （Santiago Ramón y Cajal）所赐。早期他对可塑性颇感兴趣，后来转向怀疑，他在1928年写道：“成人中枢中的神经路径是固定的、不再发育、不可更改的。一切都将衰亡，没什么能再生。这一严酷现实，只好期待未来科学来改变，如果还有可能改变的话。”卡哈尔的沮丧断言笼罩了整个20世纪。
尽管时不时引起过关注，但在整个20世纪，成人大脑能够产生重大的积极变化这种观点基本还是被无视的。比如一位名叫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的年轻心理学家在1980年碰到的情况：在爱丁堡的阿斯特利-安斯利医院开始接触中风患者时，他发现自己对观察到的有些情况理解不能。他说，“我进入了一个对我而言全新的领域，神经修复。”在医院里，他目睹患者接受专业疗法和物理疗法，这让他想到，如果患者中风了，那就意味着大脑的一部分被破坏了，但如果大脑的一部分被破坏了——众所周知，那就是永久失去了——这些反复的物理疗法又怎么会常常起效呢？这不合理啊。他说，“我开始想搞清楚，大脑的运行模式是什么样的？这些治疗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按今天的标准看，回答他的人们是悲观的。
罗伯逊说：“当时对此的解释是代偿作用，人们认为外部治疗只是在预防病情进一步恶化，”这种解释还是让人一头雾水，他试图去教课书中寻找答案，“书中有一章讲轮椅，一章讲拐杖，但没有一点点谈到这些治疗确实可能影响大脑的物理意义上的重新联结。事实上，这种态度来源于卡哈尔。他的观点十分深入人心，认为成人大脑是固化定型的，人们只会不停地失去神经元，如果大脑受到损伤，你能做的只是帮助幸存的那部分大脑代偿性地工作。”
不过，卡哈尔的论断也包括了对未来科学的挑战。直到20世纪60年代，“未来的科学”才头一次应战。在他的畅销书中，多伊奇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两个顽强的开拓者，保罗•巴赫-瑞塔（Paul Bach-y-Rita） 和迈克尔•梅策尼希（Michael Merzenich）。巴赫-瑞塔凭借帮助盲人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到”世界而闻名于世。他没有让盲人用眼睛接收外部信息，而是尝试了让盲人通过感知皮肤振动来接收视觉信息。盲人们坐在椅子上，背靠一块金属薄板，金属薄板内面有400个可根据物体运动方式产生振动的小碟片，随着巴赫-瑞塔的装备越来越精致（最新的版本放在舌头上），先天失明的盲人开始报告说他们有了三维“视觉”体验。直到有了大脑扫描技术 ，科学家才看到了支持这个不可思议的假说的证据：这些由皮肤接收的信息似乎是通过视觉皮层处理的。尽管这个假说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是，盲人们的大脑似乎是以一种彻底而有益的方式重新联结了，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梅策尼希帮助证实，大脑中有着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地图”，而这些地图是可以改变的。接着，他和其它人共同开发了帮助聋人的人工耳蜗。人工耳蜗便依靠了可塑性原理，因为聋人大脑需要适应从人造植入物，而不是失效的自身耳蜗来接收听觉信息。1966年，他帮助建立了一家商业公司，生产一种名叫Fast ForWord的教学软件，旨在“基于大脑功能提高的可塑性，通过重复练习，增强儿童的认知技能”。多伊奇写道，“在一些病例中，仅仅接受30到60小时的治疗后，终身饱受认知困扰的人的情况就有了改善。”
虽然花了数十年时间，但梅策尼希和巴赫-瑞塔还是帮助证实了卡哈尔、以及当年的科学界共识都是错的。成人大脑是可塑的，是可以重新联结的，有时候这种重新联结还相当彻底。罗伯逊这样的专家对此非常惊讶，现在，他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神经研究所主任，他说：“在爱丁堡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时，我讲的东西是错的。当年所讲的东西根据的是这样的教条：大脑细胞一旦死亡就不能再生，可塑性只在儿童早期存在，长大后就消失了。”
直到一系列包括大脑扫描在内的生动研究成果发表后，新的理论才被广为接受。1995年，神经心理学家托马斯•埃尔伯特（Thomas Elbert）发表的研究表明，弦乐演奏者的大脑中，代表用来拨弦的左手的每根手指的部分，要比非音乐家的发达，也比他们自己不用来拨弦的右手发达，这表明，经过无数个小时的练习，他们的大脑重新联结了自己的内部结构。三年后，一个由萨赫尔格雷斯卡大学医院的彼得•埃里克森（Peter Eriksson）领导的瑞典-美国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证明，神经发育——即新的脑细胞的创生——在成人阶段是可能的。2006年，由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研究所的埃丽诺•马奎尔（Eleanor Maguire）领导的团队发现，托伦敦迷宫式街道的福，城里的出租车司有着极强的空间认知能力，比起公交车司机，他们大脑海马区有更多灰质。2007年，多伊奇所著《改变是大脑的天性》出版，在书评中，纽约时报宣布“积极思维的力量终于获得了科学认可。”这本书行销100多个国家，售出超过一百万本。一时间，神经可塑性漫天飞舞无处不在。
真相与幻相
对这种热闹与喧嚣表示怀疑很正常，甚至相当有趣。但神经可塑性的确是了不起的发现。罗伯逊说：“我们确信的事实是：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我们的所有行为举止，思想和情感，都在以改变大脑化学成份和功能的方式，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头脑，神经可塑性是人类行为本质中一种不变的特色。”他说，对大脑能力的这种理解，给许多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我相信，无论何种疾病或创伤，都可巧妙地利用行为（可能与其它刺激方式相结合）来刺激大脑。
那么他是否同意，积极思维的力量现在得到了科学认可？他说：“太长不看版回答：是的。我确实相信，人类掌控其大脑功能的能力，比我们过去承认的要强。”太长版回答：是的，但有个但是，首先我们的基因有影响。我问罗伯逊，他是否认为基因对我们的健康和性格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说：“我个人的快速判断法则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各占一半，但我们应该对后天培养那一半抱以更加积极的态度。”
对神经可塑性的各种讨论本就已经让人有些眼花缭乱，更糟糕的是，神经可塑性这个词本身就有多种含义。伦敦神经认知协会的副主任莎拉•杰恩•布莱克莫尔（Sarah Jayne Blakemore）说，宽泛地说，神经可塑性指的是“大脑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但是大脑有许多种适应方式。神经可塑性可以指结构上的变化，比如神经元的创生与死亡，或是神经突触连接的创建、强化与修剪，也可以指功能性重组，比如保罗•巴赫-瑞塔研究中的盲人那样，受实验装置触发而重新启用了早已弃用的视觉皮层。
从更宏观、发育的角度看，神经可塑性有两种类型。布莱克莫尔说，它们“完全不同，必须区别对待。”童年时期，我们的大脑经历一个叫“经验预期 ”式的可塑性阶段，这一阶段，人们“期待”从环境中学习特定的重要知识，比如在特定阶段学说话，我们的大脑到25岁左右才会停止这种方式的发育。罗伯逊说：“这就是25岁以下的人买车险时保费那么高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大脑额叶还没有和大脑其它部分完全连通，大脑对风险和冲动的评估能力还没完全形成。”此外还有 “经验依赖”式可塑性，布莱克莫尔说，“每当我们学习，或环境变化时，大脑就会进行经验依赖式适应。”
夸大科学结果的一种方式是混淆两种神经可塑性。一些写手几乎什么事都能扯到“神经可塑性”上，似乎什么事都有革命意义、不可思议、值得关注。但神经可塑性绝非什么全新事物，比如幼年时大脑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极大就不是什么新闻。然而，在《改变是大脑的天性》一书中，诺曼•多伊奇观察了人类性兴趣的各种变化，并将其称为“性可塑性”。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所的副主任、神经科学家索菲•斯科特（Sophie Scott）对此持保留态度，她说：“那只是成长过程对大脑的影响。”多伊奇甚至用神经可塑性来解释文化变迁，比如在现代社会，比起为了社会经济便利，我们更愿意为爱情而结婚，斯科特对此评论说：“这可不关神经可塑性什么事。”
神经可塑性的真相是：它确实存在，确实有效。但并不意味着只需稍稍努力，你就能成为一个热爱西兰花和马拉松、百病不侵的超级天才。伦敦学院大学心理和医学教育教授克里斯•麦克马纳斯（Chris McManus）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甚至是科学家，都想相信神经可塑性的神话？”他对神经可塑性狂热的根本原因很好奇，他认为，这不过是西方文化中绵延数代人的个人脱胎换骨神话的最新版本而已。
由来以久的渴望
“我想，人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梦想和幻想，却不擅长实现这些梦想，”麦克马纳斯说，“但我们乐意认为，如果人们在生活中失败了，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取得成功。这就是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炖的心灵鸡汤，对吧？他写的《自助论》，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积极思维方法”。
塞缪尔•斯迈尔斯（充分披露：塞缪尔•斯迈尔斯是笔者的曾叔祖父）通常被认为是自助运动的发起者，他的书就像多伊奇的书一样，说中了大众的心事而意外成为畅销书。斯迈尔斯所传递的乐观讯息，讲述了现代新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的梦想。历史学家凯特•威廉姆斯（Kate Williams）说：“在18世纪，社会上层的土地所有者掌握着所有权力，而斯迈尔斯著书的19世纪是工业革命时代，大英帝国给人们提供了广泛的教育和经济机遇，有史以来头一遭，中等阶层能够努力工作获取成功。中等阶层的成功需要强大的职业伦理支持，而这正是斯迈尔斯写进《自助论》的经典内容。”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思想家们改良了这一思想，用以表达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新世界的国家信念。新思潮、基督教科学派和心理疗法运动的信徒，摒弃了英国佬们坚持的努力工作那部分内容，并发起了积极思维运动，一些人认为神经可塑性为这场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将此称为“精神治疗运动”，称这是“一种直觉信念，相信健康思想本身能拯救一切，勇气、希望和信任有战无不胜的力量，相应地要无视怀疑、恐惧、焦虑以及所有的紧张防备状态”。这就是美国人天生的观念：自信和乐观的思维本身就能给人以救赎。
只要足够自信，我们就能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任何人，我们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这个神话在我们的小说、电影、新闻以及西蒙•考威尔（Simon Cowell）担纲评委的电视选秀中一遍又一遍上演，就像对神经可塑性的狂热追捧一样。在过去，曾经有过一场非常类似的狂热，追捧对象是神经语言程序学（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认为抑郁等心理状态不过是大脑习得的模式，调整大脑运行程序就会成功和幸福。根据麦克马纳斯的说法，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是这一观点更具学术色彩的形式。“这个观点源自20世纪90年代，认为一切人类行为都是无限可塑的，而基因对此不起任何作用。”
基因对人们的健康、生活和福祉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对于基因，以及基因影响这个棘手的问题，可塑性的支持者们用表观遗传学来回应。表观遗传学是对环境改变基因表达方式的一种相对新鲜的解释方式。狄巴克•乔布拉说，表现遗传学告诉我们，“不管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如何，基因表达层面上的动态变化，让我们几乎能无限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仅能让你爱上西兰花，说不定还能让西兰花爱上你？图片来源：Tumblr
埃克塞特大学表观遗传学教授乔纳森•米尔（Jonathan Mill）对这类说法表示不屑。他说，“表观遗传学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科学领域，但若说能重塑你的整个大脑，改变基因的运作方式，那就太言过其实了。”他补充说，不止乔布拉，有时候，报纸和学术期刊对这种浮夸风同样难辞其咎。“媒体出现过各种夸张过度的头条新闻。有段时间，做表观遗传学研究的人们内心其实是崩溃的，部分原因就是在那段时间，在缺乏真正证据的情况下，表观遗传学被当用万金油，用来解释所有事情。”
意识深处的梦想
对于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个人通过脱胎换骨就能获取成功这个承诺，表观遗传学无法担当起兑现的重任，神经可塑性也同样无法胜任。在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看来，即使一些看起来可信的说法，目前也难辨真假，比如将痴呆风险降低60%这个说法。他说：“还没有哪一项科学研究证实，哪种干预措施能将痴呆的风险降低60%，或者哪怕是一个明确的百分比。没人做过有适当对照组的研究，表明此间有任何因果关联。”
实际上，许多著名的基于神经可塑性原则进行的治疗，其临床记录鱼龙混杂。2015年6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基于成功研究的巴赫-瑞塔新一代舌尖“视觉”装备进入市场，以供盲人使用。强制性运动疗法是应用神经可塑性的金牌疗法，它能改善中风患者的运动机能，然而，2015年的一篇考科蓝综述（Cochrane Review）表明，强制性运动疗法带来的这种改善，不能令人信服地减轻残疾。”2011年，一项针对神经可塑性教父梅策尼希的Fast ForWord学习法的荟萃分析显示，被多伊奇如此渲染的重大成果，“没有证据显示其对儿童口语和阅读障碍有效。”而按照索菲•斯科特的看法，其它疗法也存在同样现象。她说，“人们对这些大脑训练方法产生过许多热情，但实际上，大型研究往往显示它们并不十分有效，或者人们在大量练习的事情上的确做得更好，但并不能举一反三推及其它。”2015年11月，由克莱夫•巴拉德（Clive Ballard）领导的一个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团队发现，有证据显示在线大脑训练游戏或许对50岁以上人群推理、注意力和记忆力有所帮助。
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看到脑损伤后明显是奇迹般康复，重新能看、能听、能走之类的病例后，人们会怀有异常高涨的期望。这些戏剧性的描述让你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通常这些病例中所描述的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神经可塑性——即功能性重塑，而它只会在特定情形下发生。格雷格•唐尼（Greg Downey）说道，“这些局限部分是结构性的，大脑的特定部分擅长做特定的事，功能性重塑改造中利用的大脑，一部分原本就是主管那部分工作的。”
对于那些想要开发出超能力的人来说，另一个限制就是正常大脑每一部分都已经在编在岗了。他说，“比如，截肢之后的神经重塑，是因为大脑的一部分身体感觉皮质闲置了下来，”正常健康的大脑没有这种可以利用的闲置资产，“因为大脑的每一部分都在做着它过去一直做着的事，你不能训练它们做别的事，它们都忙着本职工作呢。”
年龄也是个问题。唐尼说，“随着时间流逝，可塑性在不断降低，开始可塑性较大，然后可塑的空间渐渐减少，所以说，大脑25岁受伤和7岁受伤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可塑性说的是，开始时你有很大的潜力，但接下来，你所做过的一切都一步步为你带来一个越来越定型的未来。”
罗伯逊说起过治疗一位中风过的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经历。他说，“他完全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他一个字都不能说，也不能写。他尝试过海量的各种疗法，但没有一个能让他康复。因为大脑已经高度专业化，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产出高度精细化的语言的网络。”尽管当前流行文化坚持引导我们对无限可塑性信以为真，但大脑真的不是橡皮泥。迈克马纳斯说，“你不可能给大脑开辟新领地，不能把一部分延伸到其它部分，大脑不是一堆灰色粘稠物，你不能想改就改它。”
即使那些被神经可塑性改变了生活的人们也发现，大脑的改变决非易事。比如从中风的康复。唐尼说，“要想恢复手臂的功能，在大脑学会用新的神经通路控制其运动前，你也许需要移动数万次手臂，而且这种努力还不一定奏效。”斯科特说，语言疗法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这一领域有过黑暗时代，比如50年前， 在那时，如果中风，除了防止你窒息的措施，你得不到任何康复治疗，因为当时医学界断定这不管用。但是现在人们十分清楚康复治疗确实有效，明显是件好事，但绝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
那些过度吹捧神经可塑性和表观遗传学这些新兴学科的人们，有时会犯下说得好像基因已无关紧要的错误。他们的狂热让一些非专业人士认为，后天培养可以轻易碾压先天遗传。这是新闻媒体、博客作家和心灵导师们兜售的神话，他们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和粉丝，因为这是根植于我们文化深处的神话，是我们想要相信的神话：个人是可以彻底改变的，我们拥有无上潜力，能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任何人，我们能快乐、能成功，能救赎——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尝试。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梦想家，我们都是美国梦中的芸芸众生。
当然，这种追梦狂热来自我们可塑形的大脑本身。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文化中的乐观主义神话悄然潜入我们的自我意识之中，以致我们不再觉得那只是神话。讽刺的是，每当科学家谨慎地描述盲人视觉和聋人听觉，而被我们理解成疯狂奇迹时，这都是我们的神经可塑性的错。（编辑：Ent）
